導師與信徒：杜拉克與邵明路
．王章林．
我與邵明路先生相識、共事已有三十餘年。起初，是他將我從我原來的工作單位借調出來，幫他建設寫字樓。後來，我才選擇從處級幹部的職位上提前退休，加入他的公司。促成我這樣選擇的原因，除了他的再三邀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母親的一句話：「這個老闆發了財，還能回當年在陝北農村插隊的地方捐資助學，心地不錯，你應該幫助他」。
三十餘年來，我見證了他事業的成功，也見證了他對事業的省思和轉型；見證了他結識杜拉克、學習杜拉克、認知杜拉克、痴迷杜拉克，最後信仰杜拉克的每一步重要的轉變。
邵明路17 歲的時候正趕上中國大陸鬧文革，他的父母慘遭批鬥，造反派還要抄他的家，他和弟弟拿起菜刀、擀麵杖，與前來抄家的造反派對峙。這種反抗在那個年代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後來，他被政府安排，去到陝北延安山區的農村插隊。在那裡，他見到了農村的窮困、貧瘠和惡劣的生存環境，也看到了老鄉們的善良和堅韌，還成為了那裡的一位鄉鎮黨委書記。
在他任期第二年，糧食豐收，上級部門決定加徵超額公糧。邵明路認為這樣老鄉們就沒有儲備糧了，來年很可能又要餓肚子。跟上級溝通無果後，失望的他組織農民，與徵糧的人對抗。
最終，老鄉的糧食保住了，但他的前程沒有了。再後來，他同太太一起移居香港，並開始創業。
事業成功後，邵明路回到當年插隊的地方，發現那裡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還是那麼貧困，孩子還是沒有學上。於是，他為當地捐建了二十幾所小學和一所現代化的中學。
這時的邵明路賺了很多錢，但同時也不得不面對自己所厭惡的灰色地帶，這令他十分苦惱。深思熟慮之後，他決定要轉移生意的重點，「找一些有意義的、乾淨的生意去做」。
朋友給他推薦了一家做後勤服務的美國公司：ServiceMaster。他發現雖然後勤服務的利潤很微薄，但是可以幫助那些沒有文化沒有技能，像陝北農民那樣的底層勞動者，為他們提供培訓，使他們在工作中獲得尊重。經由ServiceMaster 董事長的引薦，邵明路結識了彼得．杜拉克。此後的事情，正是這本《杜拉克印象》的主要內容。
杜拉克在《正常運作的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的序言裡寫道：無論是法西斯主義，還是納粹主義，還是史達林主義，因為不能夠實現正常運作的社會，所以註定都是要失敗的。凡是管理就不應該用恐懼來做手段，凡是自己感覺到有這種安全上的恐懼，一定不是來自管理，而是來自操縱和控制。管理失敗導致極權主義取而代之。杜拉克親身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解體，親眼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如何一步步地走向法西斯主義，也見證了史達林主義的失敗，正因如此，使他對極權主義有著刻骨銘心的認識。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幾十年了，但他認為極權主義卻並未離人類遠去，他對人類命運的擔憂未減分毫。
正是出於對人類的悲憫之情，他終生筆耕不輟，共計寫了39 本著作和許多文章，期望以此幫助人類建立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
人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只將杜拉克視為「現代管理學之父」，而他本人則一直認為自己是一位「社會生態學家」。
2006 年之後，邵明路逐漸理解了杜拉克對人類的擔憂，愈來愈意識到杜拉克思想遠遠超越單純的管理學的價值。尤其當他看到，在當今的中國和世界各地，也包括美國的大學與社會，絕對理性主義如同病毒一樣快速蔓延，侵蝕著人類社會，他的心裡也開始深深地擔憂起來。
這一力量促使邵明路逐漸把精力全部轉移到研究和傳播杜拉克思想上來，甚至在旁人看來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為了緬懷杜拉克，2019 年的夏天，邵明路和我們一行六人來到杜拉克故居。一到那裡，他就慷慨激昂，像教宗方濟各一樣傳道解惑。在他提到杜拉克的一段話時，我不由地問到：「您常提起這段話，但到底是杜拉克說的，還是您自己說的？」他信心滿滿地說：「當然是杜拉克說的，我找給你看。」隨後，他在書架上找到一本杜拉克的書，那本書有四、五百頁之多，隨手翻開一頁竟然就是他剛提到的那段話。在場的人都驚呆了。我脫口而出：「怪不得杜拉克先生授權您使用他的冠名權呢！」心中暗暗感嘆他們兩位量子糾纏般的緣分！
近20 年來，邵明路累積投入數億美元，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美國傳播和推廣杜拉克的學說，先是在中國和香港創辦了光華管理研修中心和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並為美國克萊蒙特大學中的杜拉克研究所（Drucker Institute）持續捐款，此後又創辦了具有杜拉克思想特色的加州高等管理學院（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Management）。他在臺灣創辦的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經購買了32 本杜拉克著作的版權，並完成了翻譯和出版。目前，他正在臺灣籌辦一所杜拉克管理研究生學院。
在邵明路看來，杜拉克對自己的巨大幫助已經遠遠超出杜拉克的承諾；在我看來，邵明路已經成為了一位以繼承杜拉克志業為己任，用真誠的心和罕見的執著，肩負起在漢語世界傳播杜拉克思想的使命的使徒，無愧於杜拉克的信任與託付。
他所做的這一切早已超過企業家的範疇，他不知不覺中已經沿著杜拉克的路走了很遠很遠，他在為杜拉克筆下那個正常運作的社會，畫下獨屬於他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以「現代管理學之父」著稱於世的彼得．杜拉克先生將註定成為一位歷史人物─ 隨時代變遷，湮沒在紙張或電子檔案中；在若干世代之後，最終將化為一個抽象的符號，就像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或孔子一樣。這本敘事性的小冊子，則意在留下他有血有肉、鮮活感性的一面，以補符號的不足，雖然只是從一個小小的側面。
很少中國人像我這樣，近距離接觸過杜拉克先生。在他生前最後的六年多時間裡，我成為他的一名學生、客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道友」）。多少知道我們這段交往的熟人和朋友，都不斷鼓勵我把它寫出來，儘管他們也知道我不擅文字，下筆艱難。
我猶豫至今，直到自己也進入遲暮之年，再不寫，就帶到墳墓裡去了。感謝楊無銳先生出手幫助，他是一位學養深厚的文學博士。他主動提出：由我口述，他為我做文字整理和編輯。我們合作順利而愉快，只用了兩個月，就讓眾人和我的心願化為了現實。
最後我想說：正如杜拉克先生談到他的《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時所言，這本小書其實也是我寫給自己看的。也正因如此，在書中我盡量不去迴避一些有爭議的畫面，盡量誠實地去寫。如果我的主觀冒犯了讀者心中的杜拉克，我願意為此道歉，並歡迎你們不吝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