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管理哲學主要建立在西方的人文體系之上。在中國培訓時，有中國企業家當面提出，杜拉克是否理解中國？是否來過中國？我對杜拉克訪問中國十分有興趣，曾查閱加州的杜拉克檔案卻沒有發現詳細的記錄。我用加州州立大學的圖書館數據庫，檢索到的杜拉克訪華相關材料。1987 年11 月18 日杜拉克在其主持的《華爾街日報》管理專欄，發表一篇有關訪問中國的文章〈百萬人沒有工作是中國的宿敵〉（註1）。

            1987 年，中國正經歷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率高，通貨膨脹失控。1987 年11 月杜拉克作為世界銀行的外國專家，應邀到北京參與了為期一週的經濟與企業改革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是30 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會議的主題是幫助解決數百萬人的失業問題。杜拉克研究了中國多種形式的企業狀況，認為1980年代的國營工廠的工人終身僱傭制，和企業績效形成一種矛盾的關係。缺乏勞動力流動機制的終身僱傭制，妨礙了個人發展和組織的績效。中國社會（集體企業）產生失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訓練有素的有技能的工人。
           他列舉了一個發生在中國的實例：自行車是當時中國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是工廠的倉庫累積超過3,000 萬輛自行車的庫存。為什麼？因為自行車品質不合格而變成堆放的廢鐵。讓沒有經過技能訓練的工人從事生產，是暫時緩解就業問題的權宜之計，導致生產的產品品質不合格而產品滯銷，工廠（集體企業）倒閉反而增加了失業。杜拉克指出，1978 年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人多地少的剩餘勞動力（失業）凸顯。杜拉克肯定中國農村的鄉鎮企業的創新，對當時剛剛開始發展的鄉鎮企業（Village Industries）評價道：「中國的鄉鎮企業是當今最具創造想像力的社會實驗創舉」，只是（可惜）即使最成功的鄉鎮企業，也只達到了僱傭千人的規模。當時規模尚小的中國鄉鎮企業，只能夠解決部分失業問題。杜拉克從中國歷史的角度進行了更深入的觀察分析，他指出中國從1850 年代的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到1987 年，近200 年來週期性的社會運動摧毀了國家（發展），人口和就業問題一直未能有效解決。

           杜拉克認為中國的發展速度超出所有西方人的預設（杜拉克，《巨變時代的管理》，1995）。1999 年，杜拉克授權邵明路先生創辦管理研修學院，2000 年5 月12 日，杜拉克為邵明路創辦的北京光華管理研修中心題詞如下：「迅速培養稱職的管理人才和創業者，使他們能與世界頂級強手競爭，顯然是中國最需要的，也是中國社會與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北京光華管理研修中心為中國管理者和創業者提供全世界最優良的管理知識和管理工具，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以中國為世界的一部分，對不斷發展中的中國持續關注與研究，也反映了杜拉克的新世界觀整體論。

           我從1999 年結緣杜拉克先生，承蒙他的信任和授權，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開設以他的姓名命名的“Peter F. Drucker Academy”（中文譯為「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二十多年來，因此得以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企業家、管理者、商學院教授和管理諮詢師，他們的學習熱情和對先生的尊崇令我印象深刻。不過在他們中間，有一個普遍存在的誤解一直困擾著我，即認為杜拉克的管理學是讓組織和個人在市場和職場中取得成功的利器，似乎只要有上進心和學習熱情的人都可以習得，而與學習者本身秉持何種信仰、世界觀和政治理念，並不相關。曾經有一位在IBM 中國區擔任高管的朋友向我指出，杜拉克明白說過，他在自己的管理著作中刻意避談宗教信仰和哲學，就是佐證。我雖然對他的結論不以為然，告訴他杜拉克一生著書三十九本，管理學部分僅占十五本，要理解他的管理著作應該把它們放在作為一個整體的「杜拉克學」中觀照，但我當時並沒有就其個別管理觀念和原則給出具體的說明。

           其實我之所以得遇杜拉克先生並非偶然。當年介紹我去拜訪他的人是我的生意合作夥伴和朋友，時任美國財富500 強之一，ServiceMaster 公司的董事長兼CEO，比爾．波拉德（William Pollard）先生。ServiceMaster 是美國乃至全球後勤專業服務行業的龍頭企業，我那時是它的中國區特許經營商。它的使命宣言由四句話組成：一切為了榮耀上帝；幫助人發展；追求優異；在盈利中成長。很明顯地，這是一間不以市場成功和經濟功利為終極目的，因而與眾不同的公司，而杜拉克先生正是它的管理顧問。該公司通過重新設計工作和專業技能培訓，把那些教育程度不高，只能被僱傭去從事平凡、瑣碎甚至令人厭惡的服務工作的基層員工，變成值得客戶和社會公眾尊重的專業工作者，而不僅僅是提供給他們一份謀生的職業；正是這一點，深深的打動和吸引了我。在涉足ServiceMaster 的業務之前，我已經有多年經商經驗，也讀過若干管理書籍，我那時和大多數後來遇到的中國企業家和管理者一樣，只看到管理可以提升績效，幫助企業成功的一面，並沒有意識到管理背後的基本信念和世界觀有多麼重要，直到遇見比爾．波拉德和他的企業。之後我得以反思杜拉克的管理學與商學院教授的MBA 之間，到底有什麼質的不同，也始自我在中國引進ServiceMaster 業務的經營管理實踐。

           在波拉德和杜拉克之後，還有一個人對我認知的改變發生了重要影響，那就是約瑟夫．馬齊里洛（Joe Maciariello）教授。馬齊里洛是杜拉克先生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杜拉克去世之後，仍鍥而不捨地對他的學說追根溯源，他的研究成果清晰地呈現於他與歷史學者凱倫．林克萊特（Karen Linkletter）合著的《失落的杜拉克管理藝術》中。這本書一開始就列舉企業界因為喪失美國社會的基本信念和價值觀，一味追求利潤，給消費者和社會公眾帶來的災難。雖然這和太平洋彼岸發生在中國的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應該說中國的情況要嚴重得多），但是兩者都印證了我的憂慮：如果人們，尤其是社會精英，只把管理學當作價值中立的商業工具，卻忽略受到管理行為和決策影響的人，包括但不限於管理的對象─ 工作者，那麼這樣的管理學勢必會把它的學習者和實踐者引到邪路上去。

        《失落的杜拉克管理藝術》出版後不久，在一年一度舉辦的「中國彼得．杜拉克管理論壇」上，我作為開場發言嘉賓做了題為「管理學不是成功學」的演講，沒想到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在論壇結束後，我的演講旋即被多家知名媒體採用和轉發，據不完全統計，短短的兩週內，至少有三十萬人收看視頻或閱讀了它的文字稿。這意外的成功與Joe 的《失落的杜拉克管理藝術》出版後立即成為暢銷書的現象很相似，它不禁引起我的思考：隔著太平洋的美、中兩國不約而同發生的響應，是不是在昭示某種趨勢的改變？世界在長時期沉迷於功利主義和過度的物質追求之後，是否開始重新思考和定義何謂人的本質和人生圓滿，開始回歸精神價值觀？

           受到啟發和鼓舞的我於是邀請Joe 以《失落的杜拉克管理藝術》中的內容為基礎，開發一套深度研討課程，把杜拉克的管理原則和它背後的信仰與世界觀根基貫通成一體。這套包含十四個主題的系列研討課程被命名為「博雅管理的實踐─ 培訓培訓師的課程」，簡稱“TTT (Training The Trainer)”。從2016 年起，我們在北京、香港和洛杉磯，成功開辦了十多期“TTT”。在中途，Joe 和我坐下來檢討“TTT” 的得失，我們共同認為，雖然“TTT”在打通杜拉克操作層次的管理知識和工具與觀念層次的信念方面，收到了值得欣慰的成效，但是仍未能達到真正通透的地步，尤其是在為什麼有效管理的組織型社會可能成為遏制極權主義邪惡統治的唯一替代，以及為什麼信仰和世界觀會對此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一要害問題上。Joe 承諾他將深化這個方向上的研究，據以擴寬和完善“TTT” 課程的設計。只可惜他的驟然去世打斷了這個計劃。

          故事講到這裡，聰明的讀者已經猜的到我為什麼要編這本書了。事實上這是我編的第二本杜拉克文集，頭一本是《杜拉克論極權主義和社會拯救》，兩年前已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這兩本文集出於同一目的，都是為深化和完善“TTT” 課程而增補必要的研討材料。我自問是個做事的人，作文章即便是編選別人的文字，於我而言也是勉為其難，但逝者已矣，Joe 留下的工作畢竟需要能理解它的人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