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導讀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一所天主教大學,一件平凡的小事,一位校長偶發的善行,卻在人性的複雜下,惹出軒然大波,導致整個組織動盪不安,最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故事圍繞在聖葉理諾這所天主教大學裡一位有遠見又充滿活力的校長──海因茲.齊瑪曼神父身上。海因茲神父因支持大學系上的決定,不再續聘學校裡的某位教授,而遭到教授妻子的黑函攻擊,更因出於善心的一個舉動,最後引發了茶壺裡的風暴。
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年移居美國,2002年6月20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現代管理學之父Peter Drucker,被公認為「當代最不朽的管理思想大師」。他所創發的概念,至今仍被廣泛引用,舉凡目標管理、顧客導向,或知識工作者等。他的思想不只影響了管理學的肇建,舉凡對經濟學、行政學,乃至於社會學等,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更具催生者的地位。
他的學養與創見,讓他在跨領域的學術與實務界,都有無可替代的成就;然而,他不只以學術影響社會,令人震驚地,在文學領域也有發人深省的作品,《行善的誘惑》這本小說,不僅是以教會大學內「茶壺裡的風暴」為主軸鋪陳,更重要的是,其對人性面的檢視。當面對偽善等「假道學實鬥爭」議題時,人們會如何抉擇或偏執?善心或善行為何會引發系統性的集體霸凌、懦弱、連鎖謠言?甚或危及大學的定位與無力喚回神職人員的初心?對於長年生活於大學的我而言,確實從此小說情節中,看到不少人性困境與亂象,對其雷同性,不免常升起「於我心有戚戚焉」的反思。
這本小說也告訴我們,不是有善心就可以任意「行事」(書中稱為「誘惑」、「野心」),因為行善真的需要有智慧與毅力,不然,很容易掉入所謂「威尼斯的眼淚」的信心崩盤與脆弱困局中,誠如小說裡的主教所言:「一旦有人攻擊他們的動機,他們可能會深受打擊,並突然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申言之,大凡我們如果有良善的動機,卻沒有足夠的智慧去判斷或行善,可能適得其反,引起更多的紛擾。另外,所謂的善行,往往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利益所持,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讀,或引起不同的誤會。所以,當我們興起行善的慾望(或誘惑)時,我們更應該事前有更充分的認識,與更周全的準備,甚至應與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有更全面性的溝通與相互理解。不然,只空有善心,卻無法圓滿善行!
今天,檢視台灣的大學校園中,大部分的大學都已經是世俗化了,即使是具有宗教背景的大學,也似乎並不全是非常的「宗教價值為先」,跟一般「績效經營導向」的教育機構相比,並沒有十分的不同。在此小說中所引述的那些謠言、毀謗、黑函等衝突的現象,在我們的各色大學中,也常見相仿的情節。所以,行善的誘惑,在西方的大學,或許是「必要的惡」,但是,在我們以技術掛帥的校園中,行善何曾是被高舉的核心價值呢?事實上,我們很難做跨文化式的判定,對許多大學領導人而言,標榜善心善行,並不見得是試煉,然而,當面臨人性的惡質考驗時,我們從這本小說中,可以讀出很多我們所處的文化生態的相似度。當我們思考行善的課題時,我們對書中的神父校長的處境,也難免會有深深的同情與理解!
這本小說內容涉及大學的使命、人性的枷鎖、宗教與現代的折衝,以及領導與管理等課題,均深值各界人士,一睹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