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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美好世界
最後的美好世界 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 作者:彼得‧杜拉克
  • 譯者:陳耀宗
  • 語言:繁體中文
  • 出版日期:2021/11/5
  • ISBN:9786269506439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的第一部小說,為讀者提供了英國愛德華時代的獨特視角,刻畫人物的真實情感,令人陶醉。

      《最後的美好世界》故事情節發生在1906年的歐洲,由四位主要人物的內心獨白分別構成各個樂章的獨奏主線,並加上其他人物的故事穿插其中,與之呼應,就像四重奏的四個樂章構成一部完整的樂曲。在小說中,我們邂逅了維也納駐倫敦大使、銀行家、王公貴族與政客,這些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最終表現出極為複雜的行為模式和思想情感。所有的一切,猶如變換多端的音樂,時而明亮、時而憂鬱、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最終匯聚成一部精采無比、引人入勝的協奏曲。
          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年移居美國,2002年6月20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在我寫過的19本書中,這是第一本虛構作品。就篇幅而言,它是一部「長篇小說」。但在結構上,它更像是一部室內樂,類似於安東寧.德弗札克1創作的那些貌似簡單的四重奏(他恰好和書中的幾個人物來自同一個時代和國家,創作那些作品的時間也只比書中所敘述的事件略早幾年),或是一個世紀前的協奏交響曲,由一個小型樂團演奏,但各個樂章分別由一種不同的樂器擔當主奏。
        本書的大部分情節發生在1906年6月,主要地點是倫敦。那個年代的成年人至今還在世的已經寥寥無幾,非常之少,個個都是年逾90的老人了。儘管當時已經有了汽車、電話和電燈,對我們來說,那個時代、那個世界就像法老時代的埃及或鎧甲騎士的比武大會那樣遙遠。不過,這不是一部「歷史小說」,不會有人用「天哪」2來表示感歎,不會有人穿戴皺褶領,也不會有人突然拔出劍來。書中固然有提到一些歷史名人,例如俾斯麥、馬克思、迪斯雷利、古斯塔夫.馬勒、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等,但他們連跑龍套也算不上,只是背景人物,那個時代的人們只會在交談時提到他們。書中人物都是虛構的;如果說這些角色具有意義的話,那不是因為他們是「名人」,而是因為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伏爾泰3《憨第德》一書有「可能出現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之語,而我替本書取名時便依樣畫葫蘆,玩了一個文字遊戲。至於書名所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餘暉閃耀的愛德華時代,抑或是風華尚存的晚年人生,就留待讀者來判斷了。
 
導讀 在生活裡發現自己 楊無銳教授 
譯序 
 
第一部 索別斯基
1 亨莉耶塔 
2 瑪姬特 
3 約茜法 
4 歐文勳爵 
5 哥多尼故事 
 
第二部 辛頓
1 恐慌 
2 費迪.班克羅夫特 
3 黎曼的曼陀羅 
4 哥廷根 
5 梅莉莎 
6 伊蓮 
7 決定 
 
第三部 莫森索爾
1 銀行家 
2 希拉 
3 蘇茜 
4 回家 
 
第四部 〈致音樂〉
1 芮娜塔 
2 佩爾卡奇家族 
3 亞瑟 
4 保羅 
5 瑪莉亞 
6 〈致音樂〉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邵明路 
 
在生活裡發現自己──述小說家彼得·杜拉克

楊無銳教授
 
 
一、寫小說的杜拉克
        彼得·杜拉克寫過三本敘事作品:《旁觀者》、《最後的美好世界》、《行善的誘惑》。《旁觀者》是杜拉克的個人生活史,也是他的精神自傳。《最後的美好世界》和《行善的誘惑》則是純正的虛構文學。杜拉克所有作品中,這兩本小說或許是最少被關注與被討論的。作為小說,它們理應是最易讀的作品。作為管理學大師的小說,它們卻可能是最難讀的作品:大師為何要在晚年寫小說,他打算藉助小說說些什麼?這是一個問題,很要緊的問題。
       晚年的回顧文章裡,杜拉克建議讀者把自己視為「社會生態學家」(〈一個社會生態學家的省思〉,1992)。社會生態學家的使命之一,是觀察世界的變遷、解釋變遷的成因、預判變遷的後果。社會生態學家的使命之二,是在動蕩的世界裡守住文明的基本價值,並從這些基本價值中引申出未來社會的新願景。觀察世界、描述其變化,並對變化做出解釋,這通常被視為歷史學家的工作。捍衛文明的基本價值,這通常被視為道德哲學、政治哲學乃至神學的職責。為未來社會勾勒藍圖、提供願景,這似乎是20世紀方興未艾的「未來學」的專利。杜拉克從不以歷史學家、政治哲學家、道德哲學家、政治哲學家、神學家、未來學家自居。但他的寫作,往往同時包含上述所有面相。他的假想讀者不是大學課堂或書齋裡的專家,而是那些渴望在世界上有所行動的人。這些渴望行動的人,不只需要具體的行動指南,還需要在更廣闊的視野裡理解自己的行動,領會行動的使命與願景。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肩負的第三項使命,是捍衛語言、教育大眾。捍衛語言,是用明晰的語言捍衛文明的基本價值、基本信念。教育大眾,是讓語言重新成為人們思考、論辯、溝通的工具。唯有學會用語言思考、溝通的人們,才有能力抵禦那些禁止人們思考、溝通的語言。
        捍衛語言、教育大眾,正是杜拉克為自己確定的寫作使命。他說,「社會生態學家不必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們必須是受到尊重的作家,是關心社會的作家。」在他心目中,有一份符合這項標準的作家清單,包括歷史學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也包括記者、小說家。他們的共同之處是,能用明晰的語言,講出引發普通讀者關切的故事。這樣的作家,在20世紀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們屬於一個悠久卻不幸瀕臨斷決絕的寫作傳統。法語裡有一個詞形容這類作家:moralistes。倘若翻譯成漢語,或許可以稱之為「載道派」。20世紀之前,「載道派」的寫作本就不限文體與學科。哲學家會把哲學講成故事,小說家會在小說裡討論道德和上帝。作者們操心的只是用切當的方式談論恰當的話題,而不會太過在意自己的專業身份。寫小說、散文、詩,還是論文,不是寫作者的本質區別。文以載道,還是文以自耀,才是寫作者的本質區別。杜拉克夫人說:「彼得熱愛寫作,一生都在寫,但他從來沒有為了使自己顯得重要而寫作。」(邵明路先生轉述)。
        僅僅把杜拉克視為「管理學大師」的讀者,恐怕不會對大師的小說感興趣。就算大師的「管理學」作品,他們可能也只有局部興趣。但若回歸「文以載道」的傳統,讀者或許可以從中讀到一個更完整的杜拉克。剖析公司治理結構的杜拉克、為知識工作者提供建議的杜拉克、預判未來經濟趨勢的杜拉克、追憶老祖母的杜拉克、寫小說的杜拉克,其實是在傳達同樣的消息。這個消息,就是他所珍視的自由、平等、人的尊嚴。這是文明的基本價值和信念,是文明最為寶貴的部分,也是最為脆弱的部分。一部人類歷史,是一次又一次發現它們的故事,也是一次又一次毀掉它們的故事,更是一次又一次重建它們的故事。同一個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講法。管理學大師杜拉克,把這個故事的綱要寫進《公司的概念》這樣的管理學論文。可是,故事的精微之味,總在綱要之外。晚年的杜拉克,把它們寫進兩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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