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導讀 跳脫僵化、二元的思維模式，重新認識世界，尋求心靈自由
1994 年版序
1969 年版序
前言
第1 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錯覺
第2 章 群眾的絕望
第3 章 惡魔再現
第4 章 基督教教會的落敗
第5 章 從義大利和德國的實例，看見極權主義奇蹟？
第6 章 法西斯主義的非經濟型社會
第7 章 奇蹟或幻影？
第8 章 未來：東方對抗西方？
經濟人的終結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作者：
- 譯者：洪世民、趙志恆
- 語言：繁體中文
- 出版日期：2020/07/01
彼得杜拉克於八十多年前創作《經濟人的終結》，對當時社會及政治重大現象的分析與見解。
當時歐洲社會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成為大多數人的主流意識時，與主流不一致、缺乏所謂的「政治正確」，就被打壓為異議分子，不見容於社會。八十多年後的現在，這現象在許多社會依然存在著，好像也是目前世界政經環境的寫照。
《經濟人的終結》一書是杜拉克八十多年前的創作，也是他的第一本書，主要是談歐洲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現象，特別是法西斯主義、馬克斯主義、納粹主義等極權主義和獨裁專制的現象，並探討這些專制強權的崛起原因。
雖然本書論述的是1930年代歐洲大陸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極權專制的作為，但是在閱讀時，筆者感覺歷久彌新，好像也是在寫我們當前的社會與世界！如同杜拉克書中所言，他不是在寫歷史、描述極權主義的現象，而是在探討這些極權主義形成的原因，特別是歐洲社會最早倡導自由、民主等理念，而極權主義本身與自由、民主不相容，為何當時能夠獲得歐洲世界的認同與流行？這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課題。
杜拉克本身是民主、自由理念、人本思維的信奉者，他強調社會學需要做的事，是分析社會現象，分析社會裡的各種拉力、壓力、趨勢、變動等複雜因素的交互影響，從整體全觀去認識社會現象，才可能提出變革的對策。杜拉克有別於一般學者，他沒有在看見「問題的表徵」後就做出論斷、提出解決方案。率爾操觚的論斷常會製造更多、更大的錯誤。
本書中將「社會」視為人類獨特的生存環境。歷史處理的是表面上發生的事情；而「主義」的哲學體系，或可稱為「社會氛圍」。杜拉克認為：社會本質上應屬於「生態學」（ecology）。這也是杜拉克非常獨特的見解，呼應他所強調的社會分析。
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年移居美國，2002年6月20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經濟人的終結》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本書出版時，我還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年輕人。然而，本書在1939 年春天甫一問世，便引發廣泛關注，旋即洛陽紙貴。本書在英國引起的迴響，甚至比在美國更熱烈。當時尚未執政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為本書寫下第一篇熱情洋溢的評論。次年，在敦克爾克（Dunkirk）大撤退及法國淪陷之後，他出任英國首相並下令將《經濟人的終結》列入英國預備軍官學校（British Officers' Candidate School）的畢業生必讀書目。〔戰爭部（War Department）有人把這本書跟卡羅（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包裝在一起，很幽默，也很適當。〕
雖然本書出版於五十多年前，但撰寫的時間還要更早些。我在1933 年希特勒（Adolf Hitler）掌權之後幾個星期就動筆了。最早的節錄本在1935 或1936 年出版，由奧地利天主教徒與反納粹的出版商印成小冊子，討論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在納粹魔鬼論（Nazi demonology）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深具吸引力的原因。1937 年4 月，我從英國移居美國，在年底前完成本書。這是第一本試圖闡述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起源的書（「極權主義的起源」正是本書的副標題），一直都有銷路。這次交由《專業學報》（Transaction）重新刊行，之前的版本已再版數次，最後一次是1969 年（該版序亦收錄於這一版中）。最近，本書再度受到學術界的青睞。
但是從196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中後期，有很長一段時間，本書一直被學術界刻意忽略。其中一個原因，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缺乏「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它不符合戰後政治上兩種廣為接受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納粹主義（Nazism）純屬「德國」現象，只能從德國的歷史、民族性等德國專屬特性去解釋；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它將納粹主義視為「資本主義最後的垂死掙扎」（last gasp of dying capitalism）。有別於這兩種觀點，本書將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視為全歐洲的疾病，其中以納粹德國最為極端，也最病態；而史達林主義（Stalinism）與之相較，並沒有明顯的不同，也好不到哪裡去。比方說，反猶太主義並不是從德國開始的，而是首見於1890 年代法國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一連串迫害和大規模煽動的行徑。《經濟人的終結》也主張，造成「群眾的絕望」，並使他們輕易成為極權主義迫害及魔鬼論祭品的，是馬克思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失敗，因為它無法成為群眾的信條及救世主。
本書無法融入戰後時期的學術氛圍，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個原因更重要，是因為這種氛圍依然存在。本書將許多主要社會現象視為社會性現象（social phenomenon），這麼做普遍被視為異端〔只有專業學報出版社和《社會》（Society）雜誌等異端的同夥抱持不同見解〕。當時，許多主要社會現象都被當成政治史和經濟史看待，換句話說，就是從戰鬥、軍隊、條約、政客、選舉、國民所得統計等角度來看。〔以這種方法探討德國和納粹主義的最好例子，是史丹福大學（Stanford）歷史學家克瑞格（Gordon Craig）的著作，包括1978 年出版的《德國：1866 年到1945 年》（Germany: 1866~1945）〕。那些主要社會現象也被世人用以「ism」結尾的字眼來詮釋，就是各式各樣包羅萬象的「主義」。以這種方法來探討極權主義的範本，是鄂蘭（Hannah Arendt）在1951 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她把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崛起，歸咎於19 世紀初期的德國系統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不論這兩個方法有多站得住腳，它們本身都還不夠充分。就像凳子需要第三隻腳，社會現象也需要真正的社會性分析，分析社會的拉力、壓力、趨勢、轉移、變動等。我堅持，這才是社會學要做的事，也才是上世紀初發明社會學的本意。這是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和帕雷托（Vilfredo Paredo, 1864~1923）的貢獻，也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在做的事：他把「創新者」（innovator）視為足以顛覆經濟的社會力量；創新者行為並非以經濟為考量，既不會抱持樂觀態度，也不會為經濟原理所驅使，而是一個社會性現象。這也是本書想嘗試的事。
我那些精通歷史、經濟和哲學的朋友們主張，「社會」是模糊的概念，根本不可能加以定義。他們說的絕對正確，但歷史、經濟學、哲學、國家、科學、詩歌也同樣抗拒定義；事實上，所有值得思考、談論和書寫的課題，都抗拒定義。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知道如何使用這些術語：用統計學家的話來說，有「80％左右」的把握。以實用的目的來看，這樣已經夠充分了（儘管語言邏輯學家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經濟人的終結》將社會視為人類這種獨特動物的生存環境。我們可以說，歷史處理的是表面上發生的事情；而「主義」這種哲學體系，或許可稱作氛圍。但社會本質上應屬於「生態學」（ecology）。
本書並未試圖替「社會」下定義，只是試圖理解社會。成功與否，必須由讀者自己來判斷。但本書是企圖把20 世紀前半葉的主要社會現象，即極權主義的崛起，理解為一個社會事件（a social event）的第一本書。即使在五十年後，本書仍然是這種嘗試的唯一著作。但願光憑這一點，本書就值得一讀。
彼得．杜拉克
1994 年10 月寫於加州克萊蒙市
雖然本書出版於五十多年前，但撰寫的時間還要更早些。我在1933 年希特勒（Adolf Hitler）掌權之後幾個星期就動筆了。最早的節錄本在1935 或1936 年出版，由奧地利天主教徒與反納粹的出版商印成小冊子，討論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在納粹魔鬼論（Nazi demonology）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深具吸引力的原因。1937 年4 月，我從英國移居美國，在年底前完成本書。這是第一本試圖闡述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起源的書（「極權主義的起源」正是本書的副標題），一直都有銷路。這次交由《專業學報》（Transaction）重新刊行，之前的版本已再版數次，最後一次是1969 年（該版序亦收錄於這一版中）。最近，本書再度受到學術界的青睞。
但是從196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中後期，有很長一段時間，本書一直被學術界刻意忽略。其中一個原因，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缺乏「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它不符合戰後政治上兩種廣為接受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納粹主義（Nazism）純屬「德國」現象，只能從德國的歷史、民族性等德國專屬特性去解釋；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它將納粹主義視為「資本主義最後的垂死掙扎」（last gasp of dying capitalism）。有別於這兩種觀點，本書將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視為全歐洲的疾病，其中以納粹德國最為極端，也最病態；而史達林主義（Stalinism）與之相較，並沒有明顯的不同，也好不到哪裡去。比方說，反猶太主義並不是從德國開始的，而是首見於1890 年代法國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一連串迫害和大規模煽動的行徑。《經濟人的終結》也主張，造成「群眾的絕望」，並使他們輕易成為極權主義迫害及魔鬼論祭品的，是馬克思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失敗，因為它無法成為群眾的信條及救世主。
本書無法融入戰後時期的學術氛圍，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個原因更重要，是因為這種氛圍依然存在。本書將許多主要社會現象視為社會性現象（social phenomenon），這麼做普遍被視為異端〔只有專業學報出版社和《社會》（Society）雜誌等異端的同夥抱持不同見解〕。當時，許多主要社會現象都被當成政治史和經濟史看待，換句話說，就是從戰鬥、軍隊、條約、政客、選舉、國民所得統計等角度來看。〔以這種方法探討德國和納粹主義的最好例子，是史丹福大學（Stanford）歷史學家克瑞格（Gordon Craig）的著作，包括1978 年出版的《德國：1866 年到1945 年》（Germany: 1866~1945）〕。那些主要社會現象也被世人用以「ism」結尾的字眼來詮釋，就是各式各樣包羅萬象的「主義」。以這種方法來探討極權主義的範本，是鄂蘭（Hannah Arendt）在1951 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她把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崛起，歸咎於19 世紀初期的德國系統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不論這兩個方法有多站得住腳，它們本身都還不夠充分。就像凳子需要第三隻腳，社會現象也需要真正的社會性分析，分析社會的拉力、壓力、趨勢、轉移、變動等。我堅持，這才是社會學要做的事，也才是上世紀初發明社會學的本意。這是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和帕雷托（Vilfredo Paredo, 1864~1923）的貢獻，也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在做的事：他把「創新者」（innovator）視為足以顛覆經濟的社會力量；創新者行為並非以經濟為考量，既不會抱持樂觀態度，也不會為經濟原理所驅使，而是一個社會性現象。這也是本書想嘗試的事。
我那些精通歷史、經濟和哲學的朋友們主張，「社會」是模糊的概念，根本不可能加以定義。他們說的絕對正確，但歷史、經濟學、哲學、國家、科學、詩歌也同樣抗拒定義；事實上，所有值得思考、談論和書寫的課題，都抗拒定義。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知道如何使用這些術語：用統計學家的話來說，有「80％左右」的把握。以實用的目的來看，這樣已經夠充分了（儘管語言邏輯學家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經濟人的終結》將社會視為人類這種獨特動物的生存環境。我們可以說，歷史處理的是表面上發生的事情；而「主義」這種哲學體系，或許可稱作氛圍。但社會本質上應屬於「生態學」（ecology）。
本書並未試圖替「社會」下定義，只是試圖理解社會。成功與否，必須由讀者自己來判斷。但本書是企圖把20 世紀前半葉的主要社會現象，即極權主義的崛起，理解為一個社會事件（a social event）的第一本書。即使在五十年後，本書仍然是這種嘗試的唯一著作。但願光憑這一點，本書就值得一讀。
彼得．杜拉克
1994 年10 月寫於加州克萊蒙市
跳脫僵化、二元的思維模式，重新認識世界，尋求心靈自由
陳家聲 教授
首先要為閱讀這本書的讀者致上由衷的敬佩，因為你選擇的不是一般的休閒娛樂讀物，而是一本讓自己有機會可以重新認識世界、認識社會及政治現象的書，跳脫所謂「主流」的群盲思維，打掉僵化或被灌輸的傳統思維框架，將能釋放自己的心靈及能力，更真實的融入人類社會，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感謝博雅出版社邀請我給這本書做導讀。《經濟人的終結》一書是杜拉克八十多年前的創作，也是他的第一本書，主要是談歐洲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現象，特別是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納粹主義等極權主義和獨裁專制的現象，並探討這些專制強權的崛起原因。
雖然本書論述的是1930 年代歐洲大陸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極權專制的作為，但是在閱讀時，筆者感覺歷久彌新，好像也是在寫我們當前的社會與世界！如同杜拉克書中所言，他不是在寫歷史、描述極權主義的現象，而是在探討這些極權主義形成的原因，特別是歐洲社會最早倡導自由、民主等理念，而極權主義本身與自由、民主不相容，為何當時能夠獲得歐洲世界的認同與流行？這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課題。
杜拉克本身是民主、自由理念、人本思維的信奉者，他強調社會學需要做的事，是分析社會現象，分析社會裡的各種拉力、壓力、趨勢、變動等複雜因素的交互影響，從整體全觀去認識社會現象，才可能提出變革的對策。杜拉克有別於一般學者，他沒有在看見「問題的表徵」後就做出論斷、提出解決方案。率爾操觚的論斷常會製造更多、更大的錯誤。
本書中將「社會」視為人類獨特的生存環境。歷史處理的是表面上發生的事情；而「主義」的哲學體系，或可稱為「社會氛圍」。杜拉克認為：社會本質上應屬於「生態學」（ecology）。這也是杜拉克非常獨特的見解，呼應他所強調的社會分析。
人類社會裡充斥著許多嚴重矛盾的現象，社會混亂時，民眾絕望。似乎多數人認為：「世人會記取歷史教訓，不會重蹈覆轍！」真的嗎？以戰爭為例，社會大眾對戰爭都是恐懼、排斥的，也瞭解這是人類自身所製造的社會大災難。但是前後兩次世界大戰，其間僅隔21 年！為什麼在短短數十年間，就發生了兩
次嚴重的世界大戰，而且主戰場都在歐洲？
杜拉克在1937 年從英國移居美國，在美國完成《經濟人的終結》。書中描述：「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可視為全歐洲的疾病，並以納粹德國最為極端，也最病態！造成「群眾的絕望」的是馬克思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失敗，它不但無法成為群眾的救世主，反而讓群眾成為極權主義迫害下的祭品。
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會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杜拉克提出「群眾的絕望」的說法，主要是描述社會大眾對傳統社會、秩序及價值觀的不滿，希望透過革命來建構新的社會秩序與價值觀。但在馬克思主義宣稱的信條無法實踐，以致人們對其幻想破滅時，極權主義猶如是身邊的一根救命浮木，人們找到另一個新的希望寄託。
馬克思主義鼓吹無產階級革命，但革命奪權的少數人，永遠不會把權力交給無產階級大眾；真正的果實，都落在新的特權官僚上。這種由無產階級中某些少數個人在獲取政權統治資產階級、變身成為新的一群專政新貴（惡魔）後，他們已不再是其自稱的不自由的無產階級。大多數群眾並不瞭解，自己只是別人奪權鬥爭的工具，但這正是惡魔們心知肚明，無法，也不會直言的重點。
換句話說：多數的革命，只是趕走一批舊的惡魔，換來新的一批惡魔，本質上沒有太多改變；或許在不同文化裡，被包裝成不同的面貌、以不同的語言出現。群眾只是暫時得到一些小惠、甜頭，不可能當家作主的！可是這卻是政客們在競選時最喜歡用的美麗謊言：「人民要當家作主！」這樣的政治奪權幾乎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
杜拉克大師在八十多年前的創作《經濟人的終結》，好像也是目前世界政經環境的寫照，只是戰後新興組織或政黨換了一批新面孔上臺而已！即便是在新冠病毒（COVID-19）橫行的時日，一些國家的政客們也把新冠病毒轉化為「政治病毒」，專斷地說是他國在製造病毒，該為疫情負責⋯⋯藉以逃避自己對疫情
失控或國內社經問題的責任！
本書是杜拉克對當時社會及政治重大現象的分析與見解，跳脫當時從政治史和經濟史切入來探討這些社會現象的做法，雖然只是描述分析形成原因，卻因為無法融入戰後時期的學術與社會氛圍，而被專業學報、出版社和社會雜誌視為異端，未能立即出版。
當時歐洲社會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成為大多數人的主流意識時，與主流不一致的意見，也許缺乏所謂的「政治正確」，就成為被排斥的對象，被打壓為異議分子、異端邪說，不見容於社會。這現象在許多社會——包括台灣——都存在著，和人類社會的多元化背道而馳，也阻礙人類文明的進步。
所謂「主流」，常是政客或專業學閥透過政治權力或專業知識的權威，以操弄、矇騙社會大眾，排斥不認同他們想法的主要方式。特別是政客很會操弄社會流行名詞，如民主、自由、人類價值等，骨子裡卻是謀篡權力高位的鬥爭，以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語言唬弄社會，而社會大眾在對社會失望、絕望之時，幻想在美麗羊皮下，彼此互相抱團取暖，真實結果卻是導致互相陷害，把社會推向極端。所謂的社會大眾，包含社會菁英、知識分子、學校、宗教團體等，當年他們也是推動支持極權主義的分子。這就是我所稱的「主流群盲」、「群體迷失」的現象，換句話說，這就是「社會氛圍」！
這種現象好像沒有隨著社會進步而減少，反而有加劇的趨勢，因為資訊普及、擴散快速，社會大眾實在很難區辨真假消息。這樣的現象，不僅社會大眾擔心，執政者也擔心，害怕網路資訊的散播，成為「反政府」、「革命」的工具。因而執政者也會透過立法來限制假消息的散播，表面上這是好事，但也
會讓極權專制政府作為箝制言論自由、打壓異己的手段，藉以鞏固政權。
這時候重讀本書，別具意義。個人喜歡杜拉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並未試圖對「社會」下定義，只是試圖透過社會分析，來增加大眾對社會現象的理解，並讓讀者自己下判斷、做結論；這是我們社會及教育中非常、非常、非常欠缺的態度（因為重要，所以重複講了三次非常！）
我們都瞭解當前的烏卡（VUCA）世界存在著高度的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以及科技不斷的創新等，都是雲端時代的重要特質。看到工業時代的知名世界級大企業，都紛紛倒下，全球百大企業的排名不斷洗牌，傳統工業巨頭都被網際網路企業所取代，顯示著過去的成功經驗已經轉變成「負債」，企業創新改變的速度，趕不上時代變遷的速度，自然就被淘汰了。
個人也非常喜歡愛因斯坦的一個小故事，有次考試，助教提醒愛因斯坦考試題目是舊的，重複了。愛因斯坦回答道：「問題一樣，但是解答不一樣！」「重新定義」已經成為新時代的潮流，是改變、創新思維模式，是釋放個人、組織力量的啟動按鈕。所謂「重新定義」的思維，主要「不是」再做出一個「新定義」，而是期望從源頭思考，或者歸零思考，重新檢視現象、表徵或問題的本質後重新思考，先求瞭解現象或問題的成因，才能夠提出對問題的解決方案。否則，有如只是看見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忽略了水面下冰山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提出的問題解決方式，常是膚淺的。
換句話說，處在新時代裡，許多問題、現象的本質已經改變：我們需要改變認識世界、看問題的思維模式，跳出傳統「典範」或「主流」的制約，以更開放、多元包容的態度，去思考問題。以事實、資料、嚴謹的邏輯推理、系統化思考和科學實證的方法論，對問題現象做深度的探索研究。
看著歷史的社會現象，導致社會人際、國家衝突以及學派衝突的一個基本的共同原因是：「二元論」的思維。二元論觀點在社會上、教育上造成持續的長遠貽害：非友則敵，非敵則友；黑白、對錯要分明；不同意個人觀點即是敵對、找個人麻煩等。
類比杜拉克所述1930 年代歐洲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中國威脅論」也是目前歐美（特別是美國政客）為維持霸權、獨占世界利益的一種政治語言及操作！這種思維不但無法闡述及解決世界的多元化現象和問題，反而是阻礙人類社會文明及進步的障礙，製造人類族群間、國家間的鬥爭與衝突！
如何尊重、珍惜人類社會的多元性，並尋求將之轉化為人類價值及社會進步，是有識之士的使命與價值，也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筆者期望讀者能讓自己融入1930 年代，學習杜拉克從社會分析的角度去理解社會現象與問題，然後跳脫出來，重新檢視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方式與思維、當前的社會及政治現象，
將能為自己、社會、組織及國家開啟新的一扇門，啟動轉變。改變認知與思維模式，世界海闊天空，也是真正的心靈自由！有助於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及社會和
諧。
（台大管理學院商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