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導讀
中文版序
1995 年序
第1 章 為工業社會而戰
第2 章 何謂正常運作的社會？
第3 章 19 世紀的重商社會
第4 章 20 世紀的工業現實
第5 章 希特勒主義的挑戰與挫敗
第6 章 自由社會與自由政府
第7 章 從盧梭到希特勒
第8 章 1776 年的保守派反革命
第9 章 保守之道
工業人的未來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 作者：
- 譯者：陳琇玲
- 語言：繁體中文
- 出版日期：2020/12/29
《工業人的未來》是杜拉克於在1941 年12 月，美國參戰前夕動筆；數個月後，在美軍首度登上歐洲大陸時出版。下筆之時，他就打算讓它成為戰後世界的指南。這本書預先提出往後50 年在世界經濟、世界社會和世界心理上的變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直到1990 年代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降臨，引領一個嶄新且全然不同的年代為止。
由這本書描述的社會，後來成了西方的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50 年間，這個西方社會又成為世界的社會，占領地球愈來愈大的面積。
該怎麼讀這本書呢？尤其是亞洲的讀者，可以從怎樣的角度閱讀呢？杜拉克有以下三個建議：
（一）可將本書當作是對於西方社會鉅細靡遺的描繪。西方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成為世界的社會，也在今日迅速轉變成中國的社會。
（二）也可將它當作今日世界社會的深入分析。它所描述的社會在1945 年或1960 年後，已如我所說，成為今日的世界社會。
由這本書描述的社會，後來成了西方的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50 年間，這個西方社會又成為世界的社會，占領地球愈來愈大的面積。
該怎麼讀這本書呢？尤其是亞洲的讀者，可以從怎樣的角度閱讀呢？杜拉克有以下三個建議：
（一）可將本書當作是對於西方社會鉅細靡遺的描繪。西方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成為世界的社會，也在今日迅速轉變成中國的社會。
（二）也可將它當作今日世界社會的深入分析。它所描述的社會在1945 年或1960 年後，已如我所說，成為今日的世界社會。
（三）最後，本書有助於了解今日社會、經濟和心理方面，各種未解決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多半是20 世紀上半葉遺留下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20 年代歐美的榮景及1930 年代的敗象、美國新政、希特勒和史達林在歐洲的崛起，以及西方世界從工業社會轉型為後工業社會（然後現今轉型為知識型社會）。
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年移居美國，2002年6月20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許多友人和評論家都認為，《工業人的未來》是我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沒錯，這確實是我最具企圖心的一本，也是我所寫的書中，唯一開始明確發展出基本社會理論的一本。其實，我寫這本書的用意，是要發展出兩項社會理論，而不只是一項。其一可稱為社會的通用理論，是任何社會想要正常運作、且具正當性的必備條件；另一項理論則可稱為工業社會的特殊理論，當工業社會出現在20 世紀，且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占盡優勢，就把這些通用概念應用到工業社會的特殊情況中。我以「一條保守的路徑」（A Conservative Approach）為本書的副標題，書中提及個人的地位（status）和功能（function），也是本書的關鍵概念，基本上都屬於保守主義的用語；這些術語應追溯到英國政治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或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James Madison），而非17 世紀著名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更別說是法國大革命或馬克思（Karl Marx）了。正當性（legitimacy，或稱合法性）是本書的第三個關鍵用語，也是保守主義的基本術語。要是當年已有人發明此術語，美國律師暨政治家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肯定會使用它（「正當性」一詞約從1820 年起出現，當時漢米爾頓早已過世）。不過，英國政治家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確用過這個術語。「正當性」承認權力為社會的現實，但要求權力必須以更高的約束力、責任、義務及共享的願景（shared vision）為基礎。
雖然保守主義是非常古老的概念，但這本書並不屬於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ervative，1942 年本書初出版時，這個用語當然還不存在）。首先，我沒必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因為新保守主義者往往意指昔日的左派分子，而我從來就不是左派分子。現今所謂新保守主義人士，是我在書中所說的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以往我認為重商主義已經過時，而且會招致反效果，如今我的看法依舊沒變，因為新保守主義否定（而非肯定）工業社會及後工業（postindustrial）社會存在的事實。其實，新保守主義只是19 世紀倡導「經濟學萬能」的曼徹斯特學派自由主義（Manchester Liberalism）的另一個說法。而這種自由主義，和真正的保守主義立場是互相矛盾的。真正的保守主義立場，向來是願意（且必須）以社群為先，並不否定經濟和經濟學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事實上，保守主義的基本教義派，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信奉者，一直不相信我是保守主義者；因為我對經濟和經濟學太感興趣，還倡導唯有自由市場才能產出經濟成效和控制權；並且大力鼓吹企業的首要職責是賺取資本成本，也就是展現健全的獲利；同時主張，沒有經濟基礎的軍隊是一種妄想。不過，要把社會的任何層面（甚至精神層面）變成「唯一」層面，才是讓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深惡痛絕的事。對於柏克、18 世紀英國的萬年首相羅伯．華爾博（Robert Walpole）、邱吉爾、狄斯雷利等人而言，以及對美國的林肯或華盛頓來說，社會是多層面的。從政的重大挑戰，也就是英國文人賀瑞斯．華爾博（Horace Walpole）用來形容政治手腕的「無止盡的冒險」，就是要平衡眾多層面。但要做到這一點，社會必須能健全運作，必須讓個人擁有地位和功能，而且社會的力量，必須被眾人視為具有正當性。
雖然保守主義是非常古老的概念，但這本書並不屬於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ervative，1942 年本書初出版時，這個用語當然還不存在）。首先，我沒必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因為新保守主義者往往意指昔日的左派分子，而我從來就不是左派分子。現今所謂新保守主義人士，是我在書中所說的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以往我認為重商主義已經過時，而且會招致反效果，如今我的看法依舊沒變，因為新保守主義否定（而非肯定）工業社會及後工業（postindustrial）社會存在的事實。其實，新保守主義只是19 世紀倡導「經濟學萬能」的曼徹斯特學派自由主義（Manchester Liberalism）的另一個說法。而這種自由主義，和真正的保守主義立場是互相矛盾的。真正的保守主義立場，向來是願意（且必須）以社群為先，並不否定經濟和經濟學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事實上，保守主義的基本教義派，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信奉者，一直不相信我是保守主義者；因為我對經濟和經濟學太感興趣，還倡導唯有自由市場才能產出經濟成效和控制權；並且大力鼓吹企業的首要職責是賺取資本成本，也就是展現健全的獲利；同時主張，沒有經濟基礎的軍隊是一種妄想。不過，要把社會的任何層面（甚至精神層面）變成「唯一」層面，才是讓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深惡痛絕的事。對於柏克、18 世紀英國的萬年首相羅伯．華爾博（Robert Walpole）、邱吉爾、狄斯雷利等人而言，以及對美國的林肯或華盛頓來說，社會是多層面的。從政的重大挑戰，也就是英國文人賀瑞斯．華爾博（Horace Walpole）用來形容政治手腕的「無止盡的冒險」，就是要平衡眾多層面。但要做到這一點，社會必須能健全運作，必須讓個人擁有地位和功能，而且社會的力量，必須被眾人視為具有正當性。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 1855-1936）在1888年出版的《社區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就是社會理論和社會學方面的一本經典巨著。滕尼斯把重視個人（being）、也就是重視地位的社群，和重視實做（doing）、也就是重視功能的社會，相提並論。在《工業人的未來》中，我主張工業社會的基本機構必須兩者兼具，是既能賦予地位的社群，也是有實做功能的社會；為達成這個目標，需要有專屬機構。當時，我尚未把這樣的機構稱為「組織」（organization）；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好一陣子，大家才開始使用並了解這個詞（可能是我率先在我的下一本書：1946 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中使用「組織」這個詞）。那時我並未發覺（也無人發覺），工業社會是由許多組織組成的社會，而不是由工業組織形成的社會。十年後我才恍然大悟理解到這一點。即使到現在，許多作家（尤其是經濟學家）也只看到現代社會是透過政府和公司行號履行社會功能、籌劃社會工作，卻不了解所有其他組織如大學、醫院、工會、教堂（及其他眾多組織）也如此善盡職責。但是《工業人的未來》這本書卻清楚地看出，工業社會的結構和19 世紀及20世紀初的社會結構大不相同，有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價值觀，也有不同的機會。
而且，當時大家普遍認為，自由社會及自由經濟已走到窮途末路（連美國都極少人認為自由社會或自由經濟能熬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就更不用說了），這本書卻發現工業社會的種種挑戰，為戰後世界的經濟成長及社會成就帶來希望。《工業人的未來》並不是一本「樂觀」的書，我在1940 年夏天撰寫重要章節時，每天從廣播中聽到納粹獲勝、法國被擊垮、英軍從敦克爾克（Dunkirk）撤退的消息，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可讓人樂觀。不過，這卻是重新肯定價值觀、希望和承諾的一本書，而且透過戰後時期的種種事件，也經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嶄露頭角的唯一「工業」強權（即美國）的領導，這些價值觀、希望和承諾，都輝煌地證明是正確無誤的。
現在，我們已經歷過工業時期；事實上，甚至已經超越「後工業社會」。我們正處於我所說的「後資本主義社會」（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這也是我另一本書的書名），這是個「知識」型社會，而不是「工業」社會。但是世人對地位和功能的需求、要求及追求，和50 年前的工業社會時一樣熱切。畢竟，
而且，當時大家普遍認為，自由社會及自由經濟已走到窮途末路（連美國都極少人認為自由社會或自由經濟能熬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就更不用說了），這本書卻發現工業社會的種種挑戰，為戰後世界的經濟成長及社會成就帶來希望。《工業人的未來》並不是一本「樂觀」的書，我在1940 年夏天撰寫重要章節時，每天從廣播中聽到納粹獲勝、法國被擊垮、英軍從敦克爾克（Dunkirk）撤退的消息，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可讓人樂觀。不過，這卻是重新肯定價值觀、希望和承諾的一本書，而且透過戰後時期的種種事件，也經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嶄露頭角的唯一「工業」強權（即美國）的領導，這些價值觀、希望和承諾，都輝煌地證明是正確無誤的。
現在，我們已經歷過工業時期；事實上，甚至已經超越「後工業社會」。我們正處於我所說的「後資本主義社會」（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這也是我另一本書的書名），這是個「知識」型社會，而不是「工業」社會。但是世人對地位和功能的需求、要求及追求，和50 年前的工業社會時一樣熱切。畢竟，
這些都和社會的通用理論有關，並不是工業社會的專有特質。實現這些需求的仍是組織，雖然不只是那些從1870（或1880）年到1960（或1970）年間，主宰已開發國家社會的工業（即製造業）組織。當然，我們需要的特定應用或許不同，但原則相同。
還有一點：我開始撰寫本書時，歐洲已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書完成（但尚未出版）時，美國還沒參戰。當時，我很清楚美國遲早會加入大戰（雖然不知道也無從得知何時會發生和如何發生）。因此，時下的讀者或許對本書第一章〈為工業社會而戰〉特別感興趣。第一章的內容在當時仍相當新奇，也相當異端。當時，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擔憂怎樣在戰爭中存活，怎樣不被邪惡勢力擊敗。我當然也很擔憂，在撰寫此書的幾個月中，好幾個夜晚輾轉難眠。不過，本書（當時大概只有此書）膽敢問到：我們對戰後的世界有何期望？必須做些什麼才配得上戰後的世界？「因為我從來都不是樂觀主義者，所以必須不斷嘗試。」這是我一位摯友在78 歲開創「新事業」時說的，也是這本書秉持的信念。
還有一點：我開始撰寫本書時，歐洲已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書完成（但尚未出版）時，美國還沒參戰。當時，我很清楚美國遲早會加入大戰（雖然不知道也無從得知何時會發生和如何發生）。因此，時下的讀者或許對本書第一章〈為工業社會而戰〉特別感興趣。第一章的內容在當時仍相當新奇，也相當異端。當時，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擔憂怎樣在戰爭中存活，怎樣不被邪惡勢力擊敗。我當然也很擔憂，在撰寫此書的幾個月中，好幾個夜晚輾轉難眠。不過，本書（當時大概只有此書）膽敢問到：我們對戰後的世界有何期望？必須做些什麼才配得上戰後的世界？「因為我從來都不是樂觀主義者，所以必須不斷嘗試。」這是我一位摯友在78 歲開創「新事業」時說的，也是這本書秉持的信念。
讀者若不知道本書的作者是被尊稱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杜拉克，很可能會認為是出自於某位政治哲學家或社會學理論家。的確，這本書至始至終都沒有談論關於管理學的種種問題，反而是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歐洲情勢以及美國歷史沿革做了詳盡的剖析，同時也不斷探討如何在戰後重建一個真正的「工業社會」，並強調應該以自由和自治作為核心，使得「工業人」能夠在合宜的身份地位下，發揮正常的社會功能。
這樣的論述感覺很不「杜拉克」，但是本書卻被認為是杜拉克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而他在之後關於管理的許多創見，本質上也是建立在本書開展的社會理論之上。他在1995 年的序言中寫道，本書要發展出兩項社會理論，其一可稱為社會的通用理論，是任何社會想要正常運作的必備條件；另一項理論則是工業社會的特殊理論，當工業社會出現在 20 世紀，且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占盡優勢，這些通用概念即可應用到工業社會的特殊情況中。杜拉克在1941 年便預見到了戰後的和平時代，新的形勢將會徹底改變19 世紀的人類生活樣態；農業的、封建的社會關係必然讓位給新型態的工業化模式，尤其是在社會結構上。他特別指出工業社會是由許多分工組織組成的社會，但即使到現在，經濟學家往往只看到現代社會是透過政府和企業履行社會功能，卻不瞭解所有其他非營利組織，如大學、醫院、工會、教堂的重要角色。這番體認亦奠定他率先發掘非營利組織的管理特色、大大拓展管理知識領域的取向。
換言之，新的社會結構有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價值觀，也帶來不同的機會。我們可以說，杜拉克之所以成為「管理學大師」，完全是因為他秉持著宏觀的理論觀點，對於社會的變遷趨勢具有敏銳的洞察力，自然就比斤斤於技術面的「管理匠師」高明多了。
本書討論的主題，還圍繞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極權主義的威脅來進行辨證，即使在納粹德國席捲歐陸的最悲觀時刻，杜拉克仍然堅信希特勒和史達林式的極權統治，和工業社會要求的自由與創新格格不入，且註定會失敗。這份信念若對照2020 年的中美對抗局勢，杜拉克又可能會預見什麼結果呢？就留給讀者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