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年移居美國,2002年6月20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亞洲──明日之星
這篇序文寫於1995 年3 月11 日。十年前,正是在這一天,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當選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導致共產主義制度及蘇維埃帝國開始崩潰。過去十年當中,世界政治局勢已經變化得面目全非,超乎世人的想像。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局勢的改變,雖然沒有那麼劇烈,但也十分巨大、十分重要,而且完全不可逆轉。然而,大家對後者的關注卻少得很多。
首先,明確的說,政府部門已成為非共產主義世界的風暴中心,將會突如其來的發生經濟和貨幣動盪等難以預料之狀況。「凱因斯福利國家」(Keynesian Welfare State)的理論和政策在1985 年以前,主宰西方非共產主義世界歷40 年之久,經濟和貨幣動盪,正是它的失敗所產生的後遺症。這些威脅絕不只局限於開發中國家──特別是像幾個月前,才剛發生在墨西哥的狀況,突如其來的恐慌和崩盤使得多年來辛苦、穩定致力於經濟開發和繁榮的努力,盡付東流。
瑞典和義大利這兩個歐洲國家,也因為政府的過度支出和過度舉債,同樣出現不穩定狀況;即使是法國的穩定度也很有疑問;美國也在努力做出最後一搏,大規模的削減政府預算赤字;日本是所有已開發世界大國之中,唯一未放縱自己、不加節制的擴大政府支出和儲蓄不足的國家,但是日本政府和政策也出現危機,40 年來的穩定已經結束。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暴露在政府財務和貨幣崩潰帶來的震波之下:日圓升值蕭條(endaka)預示著中國在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之下,它的經濟和貨幣崩潰會對日本產生的衝擊。
第二,世界經濟的結構和發展動態已經出現巨幅轉變。過去十年來的世界「成長經濟」並不只限於日本、美國或西歐,亞洲大陸有些國家快速發展(中國沿海省份尤其遙遙領先),拉丁美洲有些國家經歷多年狂野的通貨膨脹和保護主義之後,已回到財政正常和自由市場,這些國家都出現幾近爆炸性的成長(雖然也是很危險的成長)。世界經濟再也沒有所謂的單一「經濟中心」;甚至連臺灣這個蕞爾島國,現在也擁有全世界第二高的外匯盈餘,世界已不再有所謂的「超級大國」。
日本雖然在亞洲大陸的發展領先群倫,然而,在真正有所成長的高科技產業領域,譬如在生物科技、基因工程、資訊科技、各項軟體,以及新型金融等方面,日本仍可悲的處於落後狀況。美國的製造業已經重振雄風,大部分製造業的競爭力不遜於其他國家;甚至落後已久的汽車工業近來又急起直追。在新近成長的產業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美國已取得幾乎無法撼動的領先地位。不過,美國政府的財政狀況和儲蓄率仍然表現糟糕,令人遺憾。西歐未能利用經濟統一所帶來的大好發展機會,在所有高科技領域的生產效率和就業率方面遠遠落於人後。
第三,組織結構和企業策略不斷在變動。資訊開始影響兩者,使得傳統的企業組織逐漸過時。同時,傳統的「雇主」觀念:人們替它效勞工作的公司,也逐漸瓦解。愈來愈多人從事暫時性的工作,外包(outsourcing)工作形態開始流行。在外包制度下,人們是和公司共事,譬如處理公司的資料;而不是為那家公司工作,也不是它的雇員。在西方國家(日本尚未流行)愈來愈多最資深且責任最重的雇員,譬如資深研究員,已經很少進到辦公室工作,而是在自己家中,或離家較近的小型工作室工作。
第四,勞動力也在快速變化。在大量生產的工廠中工作的藍領階級,不久之前還是勞動力的主力,如今他們的數量正快速萎縮,重要性更是大不如前。就連過去在工廠裡由藍領工人所做的工作,現在也逐漸由不同的一群人來做。這些「技術員」(technician)擁有相當多的理論知識,並不是使用雙手工作或照料機器的一般工人。在每個已開發國家,勞動人口的主力已漸漸轉成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這些人完全不再靠雙手賺薪水,靠的是他們在學校學到的知識。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被管理的方式、機會與報酬,有完全不同的期許。以往適用於傳統的藍領工人,使他們有生產力的管理措施,不再適用於知識工作者。這些知識工作者構成了不同但同樣重大的生產力挑戰。
第五,上述所有的改變,根本原因就是知識成為主要的生產資源。過去十年裡,我們不只看到了自由市場和自由企業得勝、共產主義和中央計畫經濟失敗,也更看清楚自由市場和自由企業現在面臨的挑戰。
那麼,這一切變化對個別國家及其經濟(特別是對日本)而言,究竟具有什麼意義?對人類社會具有什麼意義?對個別公司又有什麼意義?最後,對於個人(特別是個別的企業主管或專業人士)而言,又具有什麼意義?我和本書另一位作者中內功先生的對話,就是針對以上問題展開的。
這些對話始於去年秋天,我最近一次訪問日本時。以書信和傳真的方式,在同年秋天和冬天繼續進行。中內先生和我有同樣的關切,但是我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他雖然對西方世界有深切的認識,但仍是位日本人。他是創業家,創立並經營大榮公司(Daiei Company),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且最成功的食品零售商之一。身為日本經團連(Keidanren)副會長,他是非常關切日本公共政策和社會的企業家。我雖然是個西方人,對日本所知有限,但是我也深愛這個國家。我不是「理論家」;但是透過我的顧問諮詢工作,每天接觸大量機構的具體機會和問題,其中大多為企業,但也有醫院、政府機關,以及像博物館和大學之類的公眾服務機構。這些組織遍布在世界各大洲,譬如北美洲(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拉丁美洲、歐洲、日本和東南亞。不論如何,顧問還是和每天的實務運作有距離,這正是顧問的優點,也是缺點。因此,我的觀點可能比較像是一個旁觀者。然而,不久之後,中內先生和我就發現,兩人的不同方式彼此相得益彰。
依照訪談方式,本書中的對話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經濟、社會和企業的重大變化;第二部分則集中探討我們正值此一世局轉型時期,面臨的具體挑戰,譬如就個人、企業和政府而言,我們應如何更新與迎變?但是,在這兩大部分中,中內先生和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理論和實務必須兼顧。理論告訴我們需要做什麼,實務則指引我們如何去做。整個對話過程中,我們都力圖提供讀者可理解和有效用的行動原則。當然,讀者可能提出的問題,有許多是我們兩人都無法回答的,那是因為我們也還處於轉型過渡期間。但是,我希望書中的對話,足以讓讀者對我們所處的急遽變化的世界有所了解,同時也能成為讀者自己行動、學習、改善、成長的有效指引,能夠改善他的企業績效。
這項對話的倡議和主要問題,都出自中內先生的構思。我十分感激他提出能引發人們深思的問題,以及經過他深入評論後成為具有實際效用的對話基礎。除了他之外,我還要感謝其他曾協助本書出版的人,他們是福田辰雄(Tatsuo Fukuda)先生、上坂伸一(Shinichi Uesaka)先生和齋藤勝義(Katsuyoshi Saito)先生,以上三位分別是東京鑽石出版公司的發行人、主編和國外版權部長。這項出書計畫的架構如此明確而清晰,都要歸功於他們的努力。他們應該得到中內先生、我和讀者的感謝。
世界舞台中心朝亞洲轉移
許士軍 教授 讀彼得.杜拉克的書必須認識他這個人。旁的不說,僅以他一生的經歷來說,在他長達96 高齡的人生歲月中,童年和青年是在歐陸和英倫度過,中年和老年則自美國東岸遷居到西岸的加州。但是從他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年必到日本,以及晚年著作中對於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強調和偏愛看來,似乎顯示,在他一生中所關懷的焦點正反映出所謂世界重心的轉移,由過去的「地中海」,轉向到近期的「大西洋」而朝著未來的「太平洋」世紀發展。如果我們說,杜拉克已邁入老年階段,這只是一般人的生理年齡而言;對於他來說,只要看他晚年一部部新書接連問世,在在證明他始終觀察敏銳,筆鋒雄健如昔,不禁使人感佩,他真不愧是一位跨世紀的管理大師和哲理思想家。
綜觀杜拉克汗牛充棟的著作,他曾經討論過工業社會的特質和大型企業組織,也預言知識社會的到來和非營利機構的重要性,對於創新和創業,一向是他偏愛的話題。至於企業組織和管理問題,更是他所關心的主軸。但是以一個地區作為他討論的對象並將他的看法以專書發表,這一部《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堪稱為他的創舉之一,可見他對於亞洲這一地區的重視。我們可以從他所撰自序的標題〈亞洲──明日之星〉看出。
不過,真正他在書中所探討的「亞洲」,乃以日本、中國大陸以及華人社會為主。在他心目中,大陸是當今世界經濟中最有前景、最有發展潛力,但同時也是最為危險的地區;而華人社會,在本書以及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被認為代表亞洲所擁有的超級經濟力量,冠以「新超級強權」的名號。特別在本書中,他指出海外華人對於投資大陸所可能產生的特殊貢獻,在後來的歷史一一獲得證實。
本書上有一個特色,即全書九章內容都透過杜拉克和他的日本友人以對話或通信方式表現。這位友人也非等閒之輩,他是一位成功的創業家、極受敬重的產業領袖,也是一位對於日本社會和人類前途極為關懷的企業家──中內功先生。他提出了許多對於日本經濟和社會極為重要的課題,對於亞洲其他國家──恐怕特別是我們臺灣──都有相同的重要涵義。在他們的對話中,也有相當多篇幅用於探討資訊技術發展可能帶給人類社會和企業的衝擊。諸如這些問題,除了杜拉克表示他個人獨特的見解外,也激盪出中內先生不少自己的寶貴觀點。對於我們讀者而言,將可藉此了解一位日本成功企業家的思考方向和想法。
主導一切改變的動力──知識資源
依杜拉克的見解,今日世界上所面臨的劇變,都和「知識成為主要生產動力」這一轉變的事實有關。由於這一轉變,使得藍領階級的勞動人口將為知識或資訊所取代;薪資高低既不再是企業選擇地點的主要考慮因素,也不是決定競爭勝負的關鍵。由於知識是不斷進步的,因此教育的主要功能,不只是傳授學生當前的實務和商業知識,而是改善學生思考未來和不斷學習的能力。
由於知識資源乃應用於創新,因此杜拉克強調,每一個已開發國家和重要企業都必須學習如創新。在這種情況下,私人企業所要扮演的主導腳色,就是提供人力資源發展上的在教育和促進知識交流。杜拉克和中內二人都同意,組織發展的動力乃在於人的因素,特別是創業家和創業精神的培育。他們批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多年來所努力者,主要在於資金和硬體的投資而忽略了對於人的能力的培育。
社會部門非營利機構的興起
在以知識為主要資源的社會中,政府和企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都必須相應的調整或改造。在本書中,杜拉克以當年羅馬帝國的衰亡為例,指出今日一個社會要能自我復興,有賴加強所謂「社會部門」的功能和工作。這一部門所從事的,既不是像政府一樣治理人民,也不像企業一樣提供商品和服務,而是改變人類,包括學校、醫院、健康研究、童子軍或宗教之類的活動。事實證明,對於這類活動,政府是沒有能力做的;勉強為之,似乎也做不好。至於企業對於這類活動一般是不想做的,因而常常逃避這方面的責任。但是以美國經驗言,這些活動目前許多已藉由人們以公民身分志願性的參與方式擔負起來,成為新時代裡一種不是建立在地域基礎上的新社區組織,值得亞洲借鏡。
在一個具有自我復興能力的社會中,上述「非營利機構」的出現,將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它所帶來的具體涵義是,政府應少做自己不勝任的社會活動,轉而支持非營利機構以政府承包者的角色去做。借用杜拉克的話,他說:這不是大政府或小政府的問題,而是如何使政府發揮最大效能的問題。對於企業來說,對知識工作者的管理,應該創造一種環境,給予他們創新的機會並樂於工作。杜拉克在本書中曾以自己的七項經歷,說明他如何體會在願景和目標的激勵下追求完美、以誠摯和樂業的精神獲得自我滿足、在工作中保持學習、不斷自我發展和定位並自我檢討和改進。他希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最後能讓別人的生命因此變得有所不同。換言之,在杜拉克看來,知識工作者應被視為自願工作者予以管理。在這方面,企業應該像許多績效表現良好的非營利機構學習。從歷史的眼光看來,他說:人類將依賴管理和創新,解救自己免於重蹈羅馬帝國雙亡的不幸命運。
儘管本書並不是一部篇幅浩瀚的巨著,其著眼點也只針對亞洲,甚至不是整個亞洲,然而他所探討的問題,卻依然保持杜拉克著作所表現的一貫深度,深具啟發作用。亞洲今日所面臨的問題,有其本身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根源,但也深受整個世界重大轉變的影響。在本書中,杜拉克和中內嘗試抽絲剝繭的探索問題的本質,同時兼顧理論與實務的建議一些具體可行的解決方向和原則。但是他們也留下許多讓讀者自行思索和探詢的空間。值此跨越兩個世紀的新時代到來之際,在一種興奮與徬徨兼而有之的心情下,本書重新修訂、適時問世,值得我們仔細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