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把讀者帶回到歷史中,鞭策所有人去深刻反省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秩序;理解組織的關係邏輯與多元化現實;明辨知識型社會的現狀與未來;認識企業做為社會組織的獨特性、使命和貢獻;深刻意識到如何使一個「病得不輕的世界」中「轉不動的社會」,能夠正常運作;從而感悟生存的意義、敦促反省自己的精神價值、信念以及責任。
《正常運作的社會》是一部杜拉克晚年親自精挑細選的得意佳文的合集,嚴肅且有立場地分析世界局勢,認真思索在動盪的社會中尋找平衡,以及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尋求出路。杜拉克有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部文集很能體現杜拉克的個性與風骨: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人文精神。人們對他在管理學上成就的推崇,遠遠高於對他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上的研究,這部文集會讓讀者瞭解管理學之外思想深邃的另一個杜拉克!
全書分七個部分,共19 章。所選文章從20 世紀3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時間跨度約70 年。關鍵詞是Functioning。許多人都在想方設法尋找最貼近杜拉克對社會本質理解的中文用語,來表達functioning 具有動態美感的現實與現象。「正常運作」是大家目前所能理解的比較合適的表達之語。
杜拉克具有敏銳細緻的洞察力和宏觀敘事的超強能力。本書所選文章的時間跨度長,貫穿全書的主題是社會生態學、組織運作方法和政治理論,尤其針對20 世紀的政治思潮和社會變遷所做的客觀分析和精要評判。書中討論的許多主義、運動、思想、革命、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各類風雲人物,有些已經成為傷痛的記憶甚至被人遺忘,有些已經被人傳承和發揚,有些需要修正與調整,有些正在死灰復燃,也有些還在變化中徘徊,但更多的是引發人們的深度反思。
彼得‧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 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 年移居美國,2002 年6 月20 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 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 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 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 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在大家的印象中,尤其在美國,我最主要的身分是管理方面的作家。其實,管理並非我最早關注,也不是我放最多心力的領域。我之所以會對它產生興趣,是出於我對社群和社會的研究。我探討社群、社會和政體(polity)的著作,其實比探討管理的多;即使就我全部15 本管理著作來看,也只有兩本和「企業」有關。一本是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ement for Results),該書的探討主題是日後大家所謂的「策略」;另一本是1985 年的《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至於我所寫的其他管理書籍,則是把公司(corporation)當作人為建設(human effort)和社會組織(social institution)來探討。事實上,我在企業方面的初試啼聲之作,即1946 年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其中兩個主要的部分即是以人為建設和社會組織為標題(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第5 篇中)。
我對社群、社會和政體的興趣和關注,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1927、1928 兩年。1927 年,我在家鄉維也納(Vienna)完成了高中學業,之後前往德國漢堡(Hamburg)的一家出口貿易公司接受訓練,同時進入當地一家大學的法學院就讀。我在貿易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影印發票,並將之放進帳簿裡,這樣的工作雖不怎麼有趣,倒也不怎麼吃力。通常,我早上七點上班,下午三點或三點半左右下班。學校方面,下午四點以後就沒什麼課了,我拿的學生證讓我每個禮拜可以享受一次到市立劇場或歌劇院看免費表演的機會。下午和晚上我通常沒事,就到當地公立圖書館看書,這裡的圖書館藏書甚豐,而且涵蓋多種語言。
我在1929 年初離開漢堡,待在漢堡的這15、6 個月,是我這輩子在學習上受益最深的期間。我在當地圖書館所得到的收穫,絕對遠超過我先前12 年的學校教育和往後數年的大學教育。這段期間,我貪婪地大量閱讀各類書籍;後來則對政治和社會理論及政策方面的書籍愈來愈感興趣。十幾個月下來,我讀了數百本書,其中有兩本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一是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於1790 年完成的《法國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二是斐迪南.突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於1887 年寫的德文社會學經典著作《社群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以來,德國和整個歐洲大陸都處於革命時期,這一點是當時所有年輕人都知曉的事實;相對的,只有那些在1914 年以前便已成年的人,才會認為並真的希望歐洲可以再度回到戰前狀態。因此,儘管柏克的著作已經成書140 年,仍立刻激起了我這個年僅18 歲讀者的共鳴。柏克的主要論點是:在這樣的時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務是要在延續和變動之間找到平衡。這樣的精神,隨即成為我的政治觀、世界觀和日後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
突尼斯的著作同樣對我影響甚巨。當時他尚且健在,只是已經退休(他於1936 年辭世,享年81 歲),《社群與社會》則已成書40 年。儘管突尼斯希望用這部著作來挽救前工業(preindustrial)時代的鄉村社群,不過,連一個懵懂無知的18 歲青年都明白,這樣的「有機」社群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不復再現了。
日後, 我對社群和社會的看法逐漸轉變, 和突尼斯那源於18 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屬於前工業時代和前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觀點也愈來愈分道揚鑣。儘管如此,突尼斯仍給了我一個永難忘懷的啟發:個人需要社群,也需要社會──從社群中獲得地位,在社會中發揮功能。
幾年以後, 也就是1931、1932 年左右, 我在法蘭克福(Frankfurt)某大日報擔任資深撰述。此時,我已取得國際法和政治理論的博士學位,並開始以博士後助理的身分參與國際法與法理學的課程講座,為大學的教授資格預作準備。無給職講師在歐洲大陸是晉身學術界的第一步,從當時到現在都是如此。不過,要通過這個階段必須提交論文,而我的論文大綱已經被大學的審核委員會接受。論文內容主要在探討法治國(Rechtsstaat)的起源,以及在1800 到1850 年間,創建該學說的三位德國政治思想家的論述;俾斯麥(Bismarck)日後即以他們的思想為基礎,於1871 年統一德國、制訂憲法。基本上,這是一部思想史,旨在探討這三位思想家各自以其獨特的方式,所達成的延續性和變動性之間的平衡;平衡的一端是尚未進入工業時代、經濟上以農業為主、政治上仍極為專制的18 世紀社會和政體,另一端則是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都市化、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所形成的世界;以法國為例,直到100 年後,才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帶領下得以達成此種平衡。
但是,這項寫作計畫最後只完成其中一個部分:以一篇論述短文,介紹上述三位政治思想家的最後一位──弗里德里希.史塔爾(Friedrich Julius Stahl, 1804-1861)。我會發表這篇文章只有一個原因,這位領導普魯士保守黨(Prussia's Conservatives)長達30 年的史塔爾,同時也是一位受洗的猶太人,他的角色和另一位受洗的猶太人差不多,就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時代的狄斯雷利(Disraeli)。我之所以專文介紹史塔爾這個猶太人暨偉大的保守黨員,是為了直接抨擊納粹黨(Nazis),很高興他們充分了解這一點。該文於1932 年夏天完成,同年12 月,德國在政治理論、社會學和法學方面最具權威的出版商摩爾(Mohr,位於Tübingen)答應出版。1933 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掌權後兩個月,該文終於在極富聲譽的系列專刊《過去與當代之法律與政府》(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的第100 期上刊出。出版後,納粹政府旋即下令查禁並全數銷毀。
從此以後,這篇文章便一直不見天日,直到去年夏天才由《社會》(Society)雜誌譯成英文,並在2002 年7、8 月號上重新發表,標題是:〈國家與歷史發展的保守理論〉(Conservativ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不過,隨著納粹的當道,舊有的計畫自然無法延續,所以我也放棄了該書的寫作。
隨後,我開始寫另一本書。這本書的內容旨在闡述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崛起,亦即歐洲社會的徹底崩潰。它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書,書名是《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於1938 年底在英國出版,並於1939 年初在美國出版(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第2 篇)。
書中,我提出了一個與當時普遍看法大相逕庭的結論:不論是共產主義、納粹主義(Nazism)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Mussolini's Fascism),極權主義終將失敗。不過,這個結論卻引發了我進一步的思索:未來,什麼將取代、能夠取代突尼斯的「有機」農業社會?在工業時代,什麼東西能再度整合個人、社群與社會?這些思索,後來也成了我第二本著作《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的主題(該書部分內容收錄於本書的前言和第1 篇)。《工業人的未來》於1942 年初出版,創作時間是1940、1941 年間,當時,歐洲已烽火燎原,而美國也漸漸步入險境。寫作期間,我開始體認到:全新的,更確切地說,是前所未見的社會組織,正在迅速發展,而這些組織也將成為工業社會和民族國家前所未見的權力中心。其中,出現的最早也最顯而易見的,是在大約1860 或1870 年出現的商業公司(business corporation,這確實是人類史上破天荒頭一遭)。我開始意識到,管理是一個新的社會功能,也是這類新組織的普遍功能。基於這個體認,我寫了第三本書:《公司的概念》(該書有一小段文章摘錄於本書的第5 篇)。本書創作於1943、1944年間,並於1946 年初,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數個月內正式出版。數年後,我進一步了解到,在工業社會中,商業公司不過是這類全新組織的先導,事實上,每一個新組織本身都是一個自主的權力中心,而人類的社會也將朝著組織型社會(Society of Organizations)方向發展(這也是本書第11 章的標題)。
此外,我也開始意識到,這些新組織都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原有的權力中心,因此,我們的社會將很快發展成知識型社會(knowledge society),我們的經濟將很快發展成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而知識工作者也將成為人口和勞動力的核心──相關的文章可見於本書的第4 篇和第6 篇。同時,自《公司的概念》成書以後,50 多年來,我的寫作生涯就一直圍繞著社群、社會和政體,以及管理這兩大主題打轉。
本書的選輯是依據主題的相近而非時間的先後。選出這些文章,是因為我認為它們各自代表了某個基本主題。我雖然刪減了某些內容,但並未修改、增添或更新。另外,每一章都清楚標明了寫作年代,因此當您讀到一篇原本發表於1957 年的文章時,您會知道,文中提到的「三年前」指的是1954 年。希望這些文章淺顯易讀,並對您有所啟發。
當博雅出版公司邀請我為《正常運作的社會》寫導讀時,我有點猶豫,但又覺得卻之不恭,所以就按照我自己的讀書和研究習慣來為讀者說幾句拋磚引玉的話吧!
《正常運作的社會》是一部杜拉克晚年親自精挑細選的得意佳文的合集,文章風格不是「閒言碎語話春秋」,也不是「春夏秋冬看風景」,更不是「船到橋頭自然直」;而是嚴肅且有立場地分析世界局勢,認真思索在動盪的社會中尋找平衡,以及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尋求出路。杜拉克有的放矢地、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部文集很能體現杜拉克的個性與風骨: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人文精神。人們對他在管理學上成就的推崇,遠遠高於對他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上的研究,這部文集會讓讀者瞭解管理學之外思想深邃的另一個杜拉克!
全書分七個部分,共19 章。所選文章從20 世紀30 年代末到21 世紀初,時間跨度約70 年。關鍵詞是Functioning。如果把這個詞理解為某種靜態職能或固定功能,顯然有失其內涵;許多人都在想方設法尋找最貼近杜拉克對社會本質理解的中文用語,來表達functioning 具有動態美感的現實與現象。「正常運作」是大家目前所能理解的比較合適的表達之語。杜拉克具有敏銳細緻的洞察力和宏觀敘事的超強能力。雖然本書所選文章的時間跨度長,但形散神不散;貫穿全書的主題是社會生態學、組織運作方法和政治理論,尤其針對20 世紀的政治思潮和社會變遷所做的客觀分析和精要評判。書中討論的許多主義、運動、思想、革命、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各類風雲人物,有些已經成為傷痛的記憶甚至被人遺忘,有些已經被人傳承和發揚,有些需要修正與調整,有些正在死灰復燃,也有些還在變化中徘徊,但更多的是引發人們的深度反思。
本書把讀者帶回到歷史之中,鞭策所有人去深刻反省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秩序;理解組織的關係邏輯與多元化現實;明辨知識型社會的現狀與未來;認識企業做為社會組織的獨特性、使命和貢獻;深刻意識到如何使一個「病得不輕的世界」中「轉不動的社會」,能夠正常運作起來;從而感悟人生存的意義並敦促人反省自己的精神價值、道德、信念以及責任。
鑒於書中所論及的豐富而複雜的內容,我建議讀者從如下兩個線索入手細讀:主題線索和時間線索。主題線索自不必說,因為本書編輯已經做得很周全了,每個部分就是一個大的主題,讀者可以按主題分類品讀其中的篇章。時間線索這裡主要指作者寫作的年代,比如第5 章是1930 年代末;第1、2、3、13 章
是1940 年代;第15、4、7、9、10、18 章出自1950-60 年代;1980-90 年代的作品分別為第14、8、12、11、6、16、17 章;而討論21 世紀未來發展趨勢的文章是第19 章。留意寫作年代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作者創作的歷史背景、發生的歷史事件、涉及的人物、世界局勢、學術流派、政治思潮、經濟潮流等,從而掌握基本脈絡。如果遇到不太容易理解的知識點,查些資料即不成問題。
追昔撫今,我們一起重溫杜拉克的思想有益於今日的人們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這便是這部文集最獨特而最吸引人的地方。
陳馴博士(本文作者為杜拉克管理學研究者)